三论宗
“三论”指三部论书,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三论宗以这三部“论”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故名。
产生及代表人物:
在印度没有三论并称的先例,而鸠摩罗什(公元404年译出《百论》、409年译出《中论》、《十二门论》)将此三论传译中土, 综合在一起作为一系列的文献来研究,并盛加弘传,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论学。
三论学的特点是将上面所说的三论作为一个整体来传习和研究,他们把这三论看作大乘中观学说的代表作和理论核心。有关这一学风的起源,毫无疑问应该归于鸠摩罗什及其门人弟子。由于鸠摩罗什的译传和门人弟子的讲习,形成了一股以弘传三论为重心的三论学风。三论宗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三论学到三论宗的转变,到隋吉藏时三论宗正式成为宗派,所以,吉藏是该宗的实际创始人。
三论宗的创始者吉藏(546—623),祖籍安西,俗姓安,出生金陵。他曾住会稽嘉祥寺讲“三论”,听讲者常达千余人,后世敬称其为“嘉祥大师”。隋开皇年(581—600)末,吉藏受杨广之请,先后住扬州慧日寺和长安日严寺。在长安期间,他著书立说,完成了三论宗的理论体系。唐朝建立后,吉藏被征为统辖全国僧侣的十大德之一。吉藏传教五十余年,弟子众多。其中高丽僧慧灌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并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祖师。从吉藏的再传弟子以后,本宗逐渐衰落。
祖庭:
陕西户县的草堂寺是三论宗祖庭,也是中国著名寺庙之一。草堂寺始建于西晋。真正确立草堂寺三论宗地位的,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僧团。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进入长安,曾在草堂寺从事佛经翻译,鸠摩罗什所介绍的中观学说,成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鸠摩罗什圆寂后,弟子将其火化,舍利也安葬在草堂寺内,建立了舍利塔。
“会昌法难”后,大量佛寺被毁,草堂寺也在拆毁之列,后又经过多次重建,新世纪以来,草堂寺的名气逐渐扩大,规模也有所提升,现已成为西安著名的文化圣地。
特点:“二谛论”。
吉藏提出的“二谛论”,构成了三论宗的核心内容。
首先,三论宗认为,人的思维、语言(称为“教”、“能表”、“名”、“假名”等)是以分别有无、是非等差别为特点,并不能正确反映没有任何差别性的本体实在(称为“理”、“所表”、“体”、“境”、“实”等)。
所谓“二谛”(两种真理)原本是佛教的传统说法,指“真谛”(也称第一义谛,指佛教真理)和“俗谛”(也称世谛、世俗谛等,指世俗真理)。吉藏别立名目,把“二谛”分为“于谛”和“教谛”。他认为,“二谛”都属于言教,是假名,是一种方便施设,达不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人们对二谛也不能执著,也就是教人不要把是非得失看得太重。同时,这种二谛说也有调和矛盾的作用。它承认众生的各种认识,圣贤的各种思想,也和佛的言教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因为,诸佛所说的法(教谛)也是依据众生和圣贤的认识(二于谛)讲的。
三论宗的发展:
吉藏圆寂后,三论宗盛极而衰。三论宗衰落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曾批评吉藏没有“御众之德”,吉藏圆寂后,后继无人,虽然吉藏门下也有弟子慧远、智拔、智命、智实、智凯、慧灌等人,但没有出现能够发扬其说的优秀人才。其二,吉藏的三论学说,偏于义理,忽略行持。其三,时新宗突起,如天台、唯识、华严等大盛,三论受到冷落。其四,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玄风极盛,三论遂乘时而起,至唐时尊重儒术,社会思想界亦由崇玄远而趋实际,三论学遂趋于式微。其五,受禅宗的影响。禅宗独盛之后,许多三论大师转而归入禅宗(如元康等),这也是唐代三论所以不盛的重要原因。到会昌法难之后,三论宗在中国彻底消亡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有中国近代佛教之父的杨文会从日本寻回了散佚己久的三论宗典籍,绝响千年的三论学才得以重回故里。三论宗虽在中土迅即衰微,但吉藏的弟子慧灌将之传入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了很长一段时间。
唯识宗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法相唯识宗,是建立于唐朝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创始人是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因其常住长安大慈恩寺,亦称慈恩宗。
产生及代表人物:
玄奘( 600-664年),本姓陈,洛州维氏(河南堰师)人。孩童时,就常跟随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一起礼佛诵经。十三岁时,随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两三年间,究通诸部,声望日隆,被时人视为沙门俊杰。武德三年(620年),玄奘年满二十,在成都受具足戒。唐贞观元年(627)赴印度求法,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经律论657 部。唐太宗请其住长安弘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前后20年间,玄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玄奘在译经的过程中,常常是随译随讲,听的人做有笔记,并根据所讲做了注疏。因此,玄奘在翻译唯识类经典时,已经把他的唯识思想传达给了译场上的辅译人员。译场之外,玄奘还有弟子几千人,最著名的是窥基。可以说玄奘通过译事与讲经,也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建立准备了现实的物质与人才条件。
唯识宗由玄奘开宗,但实际创宗人是他的弟子窥基。窥基(632-682),俗姓尉迟,十七岁奉敕为玄奘弟子,学习梵文和佛教经论。因常住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25 岁参加玄奘译场,任笔受。他的著作很多,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以后,唯识宗传入日本。
祖庭:
慈恩寺和兴教寺都是唯识宗的祖庭,它们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慈恩寺原为隋代的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高宗做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意为祈求冥福,报慈母之恩,故以“慈恩”为名。寺内另建翻经院,延请玄奘为上座,玄奘曾在此住了8年,专门翻译经、论。在玄奘的建议下,寺内还建了大雁塔,用以收藏他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其后玄奘门人窥基继续在慈恩寺弘扬法相唯识之学,开创宗派。新中国成立后,大雁塔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并成为西安市的象征。
兴教寺位于西安市南长安县杜曲镇东,始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因唐肃宗在位(756—762)时题塔“兴教”二字而得名。寺内有玄奘、玄奘的大弟子窥基和圆测(高丽人)的墓塔。兴教寺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特点: “八识”和“转识成智”说。
唯识宗主要继承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创新教理不多。本宗的主要教理是“八识”说和“转识成智”说。
1.“八识”
“八识 ”是根据认识主体的八种功能而划分的八类识体(属于精神现象),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前六识中,眼识、耳识、鼻
识、舌识、身识五识,是由感官与外境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属感性认识;第六识即意识,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而获得的对万事万物的推理性认识,属理性认识。把识分为六种,是佛教各派的共同主张,唯识宗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
“末那”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意”、“思量”,为与第六识相区别,故音译为“末那”。但它与第六识不同,它不以外境为对象,而是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为依据,依阿赖耶识而转现。由于它的审察思量,于是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从而成为贪、慎、痴及一切烦恼产生的根源。
在八识中,第八识阿赖耶识是最根本的识,是其余七识及整个世界生起的依据。“阿赖耶”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藏”,所以阿赖耶识又名“藏识”。阿赖耶识具有丰富的内含,含藏万法的功能,是前七识和万法的根本,故又名“根本识”;含藏着变现一切法的种子,故又名“种子识”;它是一切所知的依据和归止,故又名“所知识”。
唯识宗的理论重在强调“因果律”。唯识宗提出“阿赖耶识”这一中心概念来说明因果,它让人相信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人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那么为什么有人一辈子行善却遭恶报,有人一辈子作恶却安逸终生。唯识宗给出的答案是,此属上辈子作恶或行善的后果留在了今世,属于隔世因果。
唯识宗认为阿赖耶识就是上世与今世、今世与下世之间的联系。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原因不在于形体。通常所谓的人老死亡,在唯识宗看来,并不是人的彻底消失,消失的只是人的前七识,但是阿赖耶识并没有消失。
阿赖耶识的性质,《成唯识论》认为,阿赖耶识不是间断的,也不是始终不变的。它是“恒转”的。“恒”指的是始终相续,永无间断,是三界、六道的根本;“转”是表明每一瞬间都有变化,并非始终不变。
2.“转识成智”
“转识成智”是本宗的修行目的。唯识宗的基本命题是“万法唯识”和“唯识无境”,那么,在佛教实践领域,实现人生的解脱、成就佛果的立足点也必然要落实到意识(主观精神)的“转依”之上。这就是唯识宗特有的解脱理论—“转识成智”。识是世间法,是虚假的、染污的,是成佛道路上的障碍;智是出世间法,是真实的、纯净的,是成就佛果的最高智慧。因此,唯识宗将“转识成智”作为其实现宗教解脱的根本途径和核心内容。
“转识成智”通过特定的修行实践,实现思想认识的转变,有漏(相当于烦恼,能导致生死轮回)的八识就可以转变为无漏(能摆脱生死轮回的一切法)的八识,从而获得智慧,达到佛的解脱境界,实现来世的解脱。
综上所述,唯识宗有两个鲜明的理论特点:一、重视对佛教因果律的阐发和说明;二、注重来世,强调通过“转识成智”逐渐达到来世的解脱,是典型的渐修。
唯识宗的发展:
由于唯识学思辩性很强,甚至流于晦涩烦琐,又坚持种性说,主张一部分人先天不具有无漏种子,因此不能成佛,这与中国传统上所认为的人性本善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冲突,也受到了主张人人皆可成佛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的批判,因此,唯识宗的师徒传承三代以后就难以考察了,但是,它所倡导的思想一直在佛教中起作用。唐武宗灭佛之后,唯识宗的重要著作散失严重,唯识学渐归沉寂。从唐以后至清朝初年,唯识学经历了长时期的消沉,但也陆续有僧俗研习,而未曾断绝。
清末以来,出现了复兴唯识学的新思潮。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一书,其中有不少唯识思想。国学大师章炳麟著有《齐物论唯识释》,自称“独尊法相”,经常用唯识思想来比附诸子之说。著名居士杨文会,从日本搜集到我国失传的佛教经疏三百余种,其中包括窥基等人的著作,并将《唯识述记》、《因明述记》等要典刻印流通,为唯识学及其他各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由于本派的实际创立者智顗常住天台山,故名;又因此宗崇奉《法华经》,也称“法华宗”。
产生及代表人物:
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俗姓陈,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出生于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一官宦之家。十八岁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师从法绪法师。后随慧旷律师学习经、律、论三藏。其后登衡州大贤山,潜心学习《法华经》及《无量义经》、《观普贤经》。二十三岁时,前往光州大苏山随慧思受学。陈光大元年(567年),智顗辞别慧思,来到陈都金陵,开始了其创宗立说、弘扬佛法的事业。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智顗以其“定慧并重”的独特风格,以及高尚的品质,终于赢得了金陵僧俗的敬重。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受请入住瓦官寺。在此期间,智顗昼谈义理,夜习禅悦,大开讲席,定慧并举,为金陵僧俗讲解《大智度论》、《法华经》及《次第禅门》。一时听者云集,从者成市。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智顗离开居住了八年的京都金陵,远赴天台隐居潜修。
智顗在天台山居住了十年之久,遂有“天台大师”之称。陈至德三年(公元585年)智顗奉后主之请重返金陵,受到上自皇室达官下至僧俗百姓的隆重欢迎。陈亡之后,他转赴匡庐,西游荆湘,住锡荆州当阳玉泉寺。在玉泉寺期间,智顗的佛学思想逐步趣向成熟。“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与《法华文句》——都是智顗讲述,由其弟子章安记录整理而成的。
《法华玄义》中,智顗对《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理论作了系统地阐发,确立了《法华经》在全部佛法中的崇高地位,为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经典和理论的基础。《法华文句》是智顗在《玄义》的基础上,按照经文的章节次第,对《法华经》所作的逐字逐句的解释。在《摩诃止观》中,智顗系统地论述了天台宗的修行方法,确立了“止观双修”的实践原则,发展了“一心三观”的观法,强调以观心为本,为天台宗的宗教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春,智顗离开江都,重上天台。第二年,即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598年1月7日),在石城大佛寺(今浙江新昌县西南)圆寂。
智顗著述丰富,除“天台三大部”外,还有《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等,合称“天台五小部”,以及其它多种著述。
祖庭:
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始建于隋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是晋王杨广按照智者大师遗意所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北的天台山麓。隋唐时期,国清寺与南京栖霞寺、湖北玉泉寺、山东灵岩寺,并称天下四大丛林、天下寺院四绝。国清寺的得名,是依据创始人智顗遗书中“寺若成,国即清”的意思而来的。日本佛教天台宗及莲宗(净土宗)均以国清寺为祖庭。被尊为祖庭的还有湖北当阳玉泉寺和浙江宁波延庆寺。
特点:
1.止观双修的实践理论。
天台宗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止观”作为修行解脱的根本途径,倡导通过修习“止观”获得佛智,把握实相。所谓“止”,是心专注于一处的修行实践,大体相当于佛教一般讲的“定”;“观”是以正确的智慧体认万法,大体相当于佛教一般讲的“慧”。
2.“三谛圆融”和“性具善恶”。
“三谛圆融”,“性具善恶”是天台宗的基本教义。
“三谛圆融”中的“三谛”,指空、假、中。天台宗认为,修习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处于虚寂状态(空),借助佛教所说的义理(假),去认识特殊事物的真性(实相),这种真性是“假”与“空”的统一,所以叫“中”。这样,“中”就变成了最高的实相,变成了联系“三谛”的枢纽,从而调和了有与空、世间与出世间的矛盾。由于“三谛”是同一对象(实相)的三种表现或三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不能在观法上将它们割裂对立,所以称为“三谛圆融”。
“性具善恶”是说从一切众生到所有的佛,本性(性)中先天具有(具)善和恶两面,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例如,佛也不能断绝性恶,这和众生是一样的。但是,佛真正认清和通达了性恶,永远不会受到恶的影响,不会后天“修恶”,所以只表现出来“善”,这是和众生不同的。显而易见,倡导“性具善恶”的学说,目的是让人们弃恶从善。
天台宗的发展:
智顗的门徒很多,最有名的是五祖灌顶,,智顗的生平讲说,大多由他记录、整理而成,智顗的思想,也多经他的传播才得以流传。灌顶之后,传法于智威,智威传慧威,慧威传玄朗,此三人分别被奉为天台宗的六祖、七祖和八祖。其实,在智顗、灌顶之后,由于法相、华严、禅宗等各宗势力的相继兴起,天台宗没有大的发展。中唐时,智顗五传弟子、后来被奉为天台九祖的荆溪大师湛然担负起了“中兴”的重任。湛然弟子有元浩、行满、道邃等,其中,道邃后来被尊为天台十祖,道邃传十一祖广修。在此期间,天台宗继续发展并传播到日本。
会昌法难之后,天台宗的主要典籍散失严重,天台宗转趋式微。元、明、清以来,天台宗虽不复有昔日的繁荣,但法脉相承,延续不断。近代以来,还有谛闲和宝静等人,为天台宗在近代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华严宗
华严宗是唐代高僧法藏实际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因奉《华严经》而得名。因为法藏有“贤首大师”之称,华严宗又被称为“贤首宗”。又因本宗以“法界缘起”为核心理论,亦称“法界宗”。
产生及代表人物:
《华严经》的全称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被誉为“经中之王”。《华严经》于东晋时初传中土,由东晋佛驮跋陀罗( 359-429)首次翻译成中文。《华严经》译成中文之后,对《华严经》的研究也陆续开始。为佛驮跋陀罗翻译《华严经》担任笔受的法业法师所著《华严旨归》(两卷),是最早的《华严经》研究著作。南北朝时代,南北学者的有关研究转而兴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华严专家。隋代地论师净影寺慧远作《华严疏》七卷。当时在长安南郊终南山至相寺聚居了对《华严》有研究的佛教学者数十人,华严宗的先躯杜顺、智正、智俨等,都长期活动在这里,使该地区成为华严宗的发祥地。
此派公认的传承是“华严五祖”说,依次是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被奉为华严二祖的智俨(602—668),早年从杜顺出家,入至相寺,先后跟从多位中外僧人学习。他的著述约二十余部,主要通过系统诠释 60卷《华严经》而立新说,大体完成了华严宗学说的整体框架。实现了从华严经学说到华严宗学说的过渡。
真正使华严宗成为教义完备、信徒众多的一大佛教宗派的重要人物是法藏。法藏(643—712)早年曾随智俨学习,并且数度参加译场。他讲经次数很多,或奉朝廷之命“承旨”而讲,或应僧俗求学需要而讲,或应地方官吏之请而讲,听众经常达到千人,促进了华严学在朝野的流布。法藏先后得到武则天、中宗、睿宗的直接支持。他的著述百余卷,现存与华严有关的15部。他在智俨学说的基础上,对华严宗教理进行了系统组织,构成了华严宗系统的教观学说,在义理、观行等各方面都作了独特的发挥,为华严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祖庭:
西安华严寺、陕西户县草堂寺均为华严宗祖庭。
西安华严寺建于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位于西安长安县,因年久失修。其大部分建筑物均已毁坏,仅存唐塔二座,即华严宗初祖杜顺禅师塔和四祖清凉国师塔。
户县草堂寺位于户县东南20公里的圭峰山下,原为后秦姚兴逍遥园的一部分。相传鸠摩罗什曾在此译经,是我国首创的译经的国立译场,鸠摩罗什圆寂后就埋在寺内,华严宗五祖宗密也曾在此住过。草堂寺原有建筑早已无存,现有殿宇均为近代所建。草堂寺还是三论宗的祖庭。
理论特点:法界观。
华严宗的核心理论是“法界”,这是法藏及其华严宗佛教思想的独特义理。是对世界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对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关系的说明。
华严宗认为,“法”指的是诸法,包括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就是有欲望有作为处于动态的事物,无为法指的是处于静态的、清净的、没有欲望、污染的事物;“界”指的是分界、界限。
华严宗认为,世间有四种法界,简称四法界。四法界是:事、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1)事法界:事,万事万物。指我们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这个现象世界,包罗万象,变化无常。
(2)理法界: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总根源。指要凭借佛的智慧才能关照到的实相世界,即本质世界,清净无染,圆满不动。
(3)理事无碍法界:无碍即互不妨碍,互相融通。即强调现象与本质圆融不二,前面分开讲事法界和理法界只是为了强调二者的区别,而不是说二者可以截然分开,实际上二者是融通无碍的。
(4)事事无碍法界:世界上各种现象和事物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理的显现,所以事与事也是无碍,这叫事事无碍。即进一步强调现象界内部现象与现象之间也是圆融的,因为现象之间的区别只是表象不同,从本质来看都是一样的。
华严宗要求人们对这四法界有个正确的认识,形成一种正确的观点。事,这是普通人都可以认识的。理,则要求有一定智慧才可以认识蓟。认识理事无碍,则需要更高的智慧。认识到事事无碍使具有了最高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也就能达到解脱。
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讲“四法界”的目的是想向人们说明: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事物本来并不实在,它们只不过是佛智慧的表现或作用,它们同时产生,圆满无缺,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等同、相互融摄、没有滞碍的和谐统一之中。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执着。而且,一切现象和事物都相涉相入,并无原则差别,因此也就不必去计较贫穷或富贵。由理解四法界进而采取对一切都抱超脱态度,也就达到最高境界。
华严宗的法界观,实际就描述了世间一切现象和事物所应该具有的和谐、圆融关系,也就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同时也是解脱的境界。
华严宗的发展:
华严宗和其他佛教宗派一样受到会昌法难(842-846)的沉重打击,后经过彻微、海印、法灯数传,一直到宋初才得以复兴。元代时有五台山枯国寺文才(真觉国师),研习华严之学,著有《慧灯集》等。其弟子有五台山普宁寺了性和玉山普安寺宝严等。明代时亦有人研习传承华严学说。李贽撰有《华严合论简要》四卷,方泽撰有《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清代,杨文会将在海内外搜集到的华严著述辑录为《华严著述辑要》及《贤首法集》行世。还有创办华严大学的月霞,也是清末弘传华严教义的著名人士。
禅宗
禅宗是以“禅”来概括其全部教理和修行实践的佛教宗派。因为奉菩提达摩为中土始祖,也称“达摩宗”。所谓“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译为“思维修”、“静虑”、“定”等,本是佛教各派普遍奉行的一种修行方法。
禅宗之所以以“禅”命宗,是因为它以禅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活动。但禅宗之“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禅定”。事实上,从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六祖慧能开始,反对坐禅入定的传统方式,提倡活泼的禅风,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倒成了禅宗的典型风格,因此,禅宗又被称为“佛心宗”或“心宗”。
产生及代表人物:
禅宗是唐代建立起来的。过去认为禅宗的初祖是菩提达摩。实际上,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经过长期冲突、融合的产物,并不是达摩一个人从印度照搬照抄过来的。格外尊崇达摩,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宗。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不少禅宗资料,许多学者研究,禅宗基本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惠能。
惠能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逝世于先天二年(713)。作为一代宗师的惠能没有任何显贵的家族背景,并且本人目不识丁,是一位生长在穷乡僻壤的普通老百姓。惠能出生在新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大约于咸亨年间(670 ~ 674),他慕名到湖北黄梅谒见弘忍。不久,弘忍秘密指定他为祖师继承人,并传衣(袈裟)为信物。惠能获得传法祖师资格以后,遵弘忍所嘱,回到岭南。十几年里,他混迹于农商之中,没有公开传教。大约垂拱年(685 ~ 688)间,韶州刺史请他到州城大梵寺说法,其弟子以这次说法内容为基础,结合他的传禅事迹,整理成他的言行录,称为《坛经》。
《坛经》习称《六祖坛经》,是唯一被公开尊为“经”的中国僧人的著作。这部篇幅不大的经典成为禅宗的“宗经”,影响着唐代以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走向。
祖庭:
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县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因少室山树木密布,故得名。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一说为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在此传授禅法,因此成为禅宗各派的共同祖庭。少林寺中的千佛殿内有著名的明代五百罗汉朝毗卢壁画,寺内有达摩庭,因为二祖慧可曾冒雪在门外立候达摩,故又名立雪庭。寺西的塔林、西北的初祖庵、达摩面壁洞等。
南华寺位于广东韶关曲江县马坝镇东南,背倚宝林山,面临曹溪河,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一说为天监三年即公元504年),为天竺僧人智药所建。初名宝林寺,宋代初赐名“南华禅寺”而沿用至今。唐代仪凤年间(676—678),禅宗六祖慧能到此设坛开法,长达30余年,门徒云集。寺内今存有唐代卓锡泉、宋代灵照塔、宋代木雕五百罗汉等古迹和唐代千佛袈裟、历代帝王的圣旨、水晶钵盂、响鞋等文物。六祖真身也供奉在此。
禅宗的祖庭还有多处,如湖北黄梅的四祖寺、五祖寺,安徽潜山的三祖寺,河北成安匡救寺,浙江宁波天童寺等。
特点:见性成佛
《坛经》倡导,在人的先天本性中,也就是在自我的心性中,一切具备,无欠无缺。真理、智慧、佛性,也就是佛教所认为的一切真善美,都存在于人的本心本性之中。世界万有,人生境遇,都是心性所创造的。由于人们本心本性迷失,才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如果“悟”了本心本性(“识心见性”),就能够超脱生死轮回。所谓成佛解脱,不是一个向外追求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执著于内心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随缘任运的过程。解脱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开发自我,实现自我。这就是“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简单概括就是“见性成佛”。以后,禅宗的核心思想还被概括为四句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见性成佛”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单便捷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由于他强调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只是对自我心性的刹那直觉体悟,所以该宗取消了苦修,积极与中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应变能力。又因为这一学说大大缩小了尘世与净土,此案与彼岸的距离,所以既为下层的劳动群众学佛提供了方便,也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学佛热情。
禅宗的发展: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唐宋时期曾一度风靡天下,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后来,随着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理论需要的宋明理学的兴盛,禅宗逐渐走向了衰败的境地,至清末已衰退之极。但禅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源远流长,有着较为丰厚的积累,所以在清末中国佛教的衰退中依然保持着一定规模的传承。扬州高曼寺、宁波天童寺、西安卧龙寺等都基本保持着古代禅林的遗风,虚云、来果等一批高僧也以专门弘扬禅宗著称。当然,近现代的禅宗大师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特点:在弘扬禅宗的同时,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与以往的退隐山林不同,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兴办佛学院校,组建佛教团体,从事慈善救济活动。
净土宗
净土宗,创立于唐代,因该宗认为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而得名。又因被净土宗后人推尊为初祖的东晋高僧慧远(334—416)曾在庐山和十八高贤共结莲社,同修净业,故又名莲宗。净土宗的实际创宗人为唐代善导。
产生及代表人物:
净土意指被净化的国土,是佛、菩萨和佛弟子所居住的世界,也是佛教徒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是和娑婆世界的秽土相对而言的。净土一般没有恶行,没有烦恼,没有污垢,大家都没有欲念,生活无忧无虑。净土信仰最早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产物,根源于佛教僧众对释迦牟尼佛的怀念和对其说法道场的向往。
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净土教义的集大成者,是唐代僧人善导。善导(613—681),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一作泗州人)。幼年出家,先学《法华经》和《维摩经》。贞观十五年(641)随道绰受业,听讲《观无量寿经》。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正式创立净土宗。著有《观无量寿经疏》(简称《观经疏》)四卷、《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简称《法事赞》)二卷、《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简称《观念法门》)一卷等。在这些著作中,善导系统地阐述了净土的教义及其礼仪规则,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净土思想体系。
祖庭:
净土宗的祖庭有香积寺、东林寺、玄中寺。
香积寺位于西安市南长安县香积村,建于唐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是净土宗的门徒为纪念第二代祖师善导而在其墓塔旁边的寺院,香积寺也是中日两国净土宗的祖庭。
东林寺位于江西庐山西北麓,北依东林山,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一说太元六年即公元381年),净土宗初祖慧远在此创建道场,弘扬净土法门,为净土宗重要祖庭。唐代高僧鉴真和该寺智恩和尚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故日本东林教奉慧远为祖师,东林寺为祖庭。
玄中寺又称玄忠寺、石壁寺,全称大龙山石壁永宁玄中禅寺。位于山西交城西北石壁山南。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由高僧昙鸾大师所兴建,至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始告完成,是昙鸾大师住持的道场,后来由其弟子道绰继承法席。唐代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善导在此开创净土宗,并视玄中寺为祖庭。
特点:称名念佛和“正行”。
净土宗的主要典籍依据是“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本宗认为,众生只要信仰阿弥陀佛,从事念佛修行,死后就可以凭借阿弥陀佛拯救世人的愿力,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
1.称名念佛。所谓“念佛”实践一般有四种,其一是“称名念佛”,即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其二是“观想念佛”,即冥想佛的相好功德;其三是“观像念佛”,即观想念佛的入门法,将佛像的塑像或画像放在跟前,注意观察,将其形象牢记在心,然后闭目观想;其四是“实相念佛”,即思考法身非有非空的中道实相之理(了解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这四种念佛法门历代都有提倡者,善导以弘扬“称名念佛”为主。他们倡导的净土修行实践,也叫“称名正行”,即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念不舍,以往生净土为期。由于这种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备受广大信徒的喜爱,中唐以后,曾广泛流传。
2.正行。善导关于佛教修持的理论,最具特色的是对“正行”、“杂行”的划分。“正行”是指依净土经典所从事的一切修行活动。具体又可分为五种:(1)读诵正行,指专读诵净土宗所依的《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2)观察正行,指专思想、观察、忆念弥陀净土;(3)礼拜正行,指一心专礼弥陀一佛;(4)称名正行,指一心专称阿弥陀佛的名号;(5)赞叹供养正行,指一心专赞叹、供养弥陀一佛。除此之外的一切修行,皆为杂行。善导的净土法门,就是要舍杂行,归正行,要求信徒舍弃别教,皈依净土。
总结来说,净土宗主张:(1)仰仗佛力;因为如果是自度,就必须精读佛经,获得般若智慧,经过累世修行,才能成就果位,而一般的信众,没有时间或者能力去修读佛经,断除迷惑,无法靠自己力量自度,那么想摆脱烦恼,就必须依靠佛的力量去接引。(2)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为归宿;任何人,不论什么根基,学佛多久,只要能够“真心厌倦娑婆世界之苦,正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将自己念佛的功德回向众生,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3)不要求明心见性,也不要求断惑证真;这是净土宗最大的特点,不断惑业和罪业,就可以跳出轮回,只此一生,就可以登佛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带业往生”。此外,净土宗还宣传地狱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宗教性、民间性比禅宗更强,如果说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精英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净土宗则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民间文化相结合的经典。
净土宗的发展:
善导之后,净土宗一直盛行不衰。唐代有怀感、少康、慧日、承远、法照等继续弘扬。宋初以后,禅宗、天台宗、律宗等的学者多兼弘净土,如云门宗的义怀及其弟子慧林、天台宗的四明知礼、律宗的灵芝元照等。从宋代开始,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实际上是各宗派共有的信仰,并不是某个宗派所独有的思想内容。同时,西方净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流行的佛教信仰之一。
律宗
律宗是以研习和修持戒律为主的中国佛教宗派。“戒”,作为三学(戒、定、慧)之一,是指佛教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规,借以防非止恶;“律”有“调服”、“善治”之意,代表着制伏、灭除诸多的恶,内调心念,外治身业。所谓的律宗,简单地说,就是重点研究“戒学”的宗派。其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道宣。因道宣常住终南山,因而此宗又称南山律宗,或南山宗。又因此宗所依之律为五部律中的《四分律》,故亦称四分律宗。
产生及代表人物:
从佛教典籍上说,戒律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佛教教义上说,戒律又是戒、定、慧三学之首。自原始佛教以来,戒律作为维护佛教僧团的重要规则而备受重视。相传释迎牟尼在世时,根据形势的需要,制订了各种戒律,以规范僧众的威仪举止。佛灭度后第一次结集时,由优波离诵出的律藏,经集体认可后,成为约束全印度各个僧团的共同准则。一百余年后,古印度东部吠舍离城的比丘们突破了统一戒律的界限,出现了接受金钱布施等十种新的行为。耶舍于是召集七百比丘在吠舍离结集,断十事为非法,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从此,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了分裂。其后因各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传戒律也有所不同。
戒律传译至中土,始于三国时期。东晋以后,《十诵律》(61卷,姚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法藏部的《四分律》(60卷,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摩诃僧抵律》(40卷,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五分律》(30卷,刘宋佛陀什、竺道生译)等四部小乘律都传到了中国。四部律藏译出以后,流行于南北各地。但后来弘通独胜的却只有《四分律》。《四分律》起初并未弘通,后相州南派地论师慧光(468-537)撰《四分律疏》,宣讲四分律义,始奠定该宗基础。慧光的弟子很多,如道云、道晖、洪理、昙隐等。道云之下分为道洪、洪遵两个系统。道洪弘扬律学二十余年,对律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其弟子道宣继承他的学说,并盛加弘传,终于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新的宗派—律宗。
道宣是润州丹徒(今属江苏)人,俗姓钱,12岁入长安日严寺,30岁以前曾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听讲《四分律》四十余遍,以继承智首的律学思想为主。自武德七年(624)长住终南山。他曾担任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弟子有千余人,著名者有文纲、怀素等。
祖庭:
律宗的祖庭原是终南山的丰德寺,但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毁坏,现已无迹可寻了。后人现奉扬州大明寺为律宗祖庭,是因为大明寺曾为道宣的再传弟子和唐代名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前曾在此居住和修行讲学之缘故。大明寺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故名大明寺。
净业寺位于凤凰山半山腰处,与丰德寺相邻,在同一个山的东侧和西侧,沿着山路走,可以从丰德寺走到净业寺。净业寺建于隋朝,具体情况不详。但其成为律宗的祖庭,则是和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有关的。据《宋高僧传》记载,道宣本来在丰德寺修道和著述,有一次独坐,一个护法神降临,告诉他山东边的净业寺,地势风水很好,在那里修道便于有所成就,于是道宣就搬到了净业寺居住。大唐乾封二年(667年),道宣曾与各地沙门汇集在敬业寺,研讨佛教律法。道宣在净业寺授戒度人,影响很大。唐以后,净业寺历史不详,但寺庙一直存在,经过明清多次修葺,改革开放后,政府又出资修缮了寺庙、山路。
特点:重戒律
戒律是佛教各宗派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以研习和修持戒律为主的律宗,与其他以丰富的佛学理论见长的各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深奥的教义,而注重保证宗教修持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戒律。
戒主要指佛教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所制定的戒规,用以防非止恶。律是指佛教为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谓能制伏诸恶。戒律是将戒和律合起来,泛指佛教为出家、在家信徒所制定的一切戒规。
律宗将所有戒律分为两种:一是止持戒,二是作持戒。止持戒是指防非止恶的诸戒,教人“诸恶莫作”,是“止诸恶门”。作持戒是指教人“众善奉行”的戒,是“修诸善门”。
律宗的教理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个方面。戒法泛指佛教的各种戒律,是通往解脱的重要途径。戒体是指通过授受戒律的行为在受戒者心理上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戒体论是律宗的主要学说。戒行是指奉持戒律的实践。戒相是戒的相状,指持戒人所表现的与众不同的威仪相状,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的相状。
律宗的发展:
道宣的弟子很多,有大慈、文纲、名恪、周秀、融济、以及新罗智仁等。律宗在清朝初期曾中兴于江苏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其影响很大,18、19世纪的中国佛教界多以获得宝华山的戒牒为荣,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宝华山也因而成为近世中国佛教界的传戒名山。
密宗
密宗,又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真言宗等,是指唐朝中期由“开元三大士”,即三位开元年间(713 ~ 741)来华弘传密教的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开创和传播的中国佛教宗派。
产生及代表人物:
密宗是个注重实际修行的派别,它的经典大多是仪轨,也就是讲如何行事作法的,与大乘及其许多派别比较起来,它的理论色彩较淡。不过它既然注重实际修行,也就有理论上的指导问题,所以密宗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只是不以讲思辩理论为自己的专长。
密宗是从大乘佛教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在它的早期还是以大乘的一个派别的面目出现的,也往往自称大乘,因而它的理论是靠大乘佛教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乘的理论一致的,只是在大乘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本派的特色,最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另外,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密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不过即便是这样,印度教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文化背景来对密宗发生影响的,密宗的理论实际上仍然循着佛教自身的理论轨迹发展出来的,仍然处在佛教理论的大体系之中。
密宗的理论是逐渐形成、不断完善起来的,前后有个发展过程。原始陀罗尼密教和早期持明密教时期,它的理论比较简单,主要是念诵陀罗尼咒和手结印相(以两手十指结成各种形状),依曼荼罗(坛场)行事作法,具有种种功德,成就世间和出世间的各种事业,乃至可以成仙成佛。这是一种陀罗尼万能的思想和密法(各种行事作法),并无哲学的教理可言。密教的经典仪轨规定,在诵陀罗尼和作曼荼罗法之前,要诵习大乘的那些经典,但没有把大乘经典的理论同它的密法联系起来组织成一个理论体系。到了中期的真言密教(真言乘),随着密法的逐渐完密教才组织出它的理论,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中期密教真言乘和金刚乘在唐代传人中国,形成密宗一派。
善无畏(637~735)是中天竺人,传说是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他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6)到达长安,带来《大日经》,与弟子一行共同译出,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播之始。玄宗尊其为国师,为其设置内道场,在长安和洛阳两地译经。
金刚智(669~741)是南印度人,曾游历印度南北各地,学习密教经典。他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乘波斯商船取道室里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于开元七年(719)携弟子不空(705 ~ 774)到达广州。后北上入长安,也被礼为国师,常随玄宗来往于两京。
不空(705~774),原籍北天竺(北印度),一说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15岁时师从金刚智,20岁时于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并参与翻译佛经,传五部密法。唐代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一说开元二十九年即公元741年),奉金刚智遗命往天竺及师子国广求密教经典,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返唐。后译出大乘经典共77部,120余卷。不空传密宗经历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来往于长安、洛阳、武威等地,弟子众多。
“开元三大士”在唐代帝王的直接支持下,通过译经、建道场传密法、教授弟子等活动,把密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以修持密法为主的密宗。不空弟子慧果传授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密宗在唐代盛行时间不长,会昌年(841~846)之后逐渐衰落。
祖庭:
大兴善寺及青龙寺均为密宗的祖庭。
大兴善寺位于西安市南的新风公园内,又称兴善寺。隋文帝于长安东南兴建新城(大兴城)时,在遵善坊一侧建立该寺,初称遵善寺。该寺院规模宏大,为当时长安之首。隋开皇年间印度僧人阁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先后来长安,住此传授密宗。唐“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亦曾在此翻译密宗经典。该寺是当时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另两个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不空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五月在此举行息灾咒法,并设灌顶道场和戒坛。善无畏的弟子一行也曾出任该寺住持。
青龙寺位于西安市东南.始建于隋代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原称灵感寺,唐代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称青龙寺。不空的弟子惠果在此设灌顶道场,弘传密法,除日本高僧空海师从惠果并回国建立真言宗外,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等人也在此寺被传密法。
特点:“三密”(身密、口密、意密)
密宗所依据的《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源出于古印度佛教中的密教,该经把大乘佛教的理论运用在诵咒祈祷方面,认为众生修持可以用“三密”来概括,即“身密”,手结印契(各种特定姿势);“口密”,口诵真言咒语;“意密”,心中观想大日如来。密宗认为,众生在本质上与大日如来平等无差别,只是由于众生在身、口、意三方面有谬误,才陷入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不能解脱。如果修持“三密”,就会使自己身、口、意三业清净,与大日如来相应。通过修习“三密”,修行者的身体姿态、语言和思维获得神秘功能,便具备一种以“金刚心”和“金刚身”为特征的“无上菩提”,这就是佛本尊了。因此,“三密”被视为达到“即身成佛”(不须经过累世修行,现世生身即可成佛)的途径。
简单说,密宗的主要特点是:(1)对“咒”、“仪轨”的地位、方法作用等非常重视。(2)强调密教修持可以“即身成佛”。(3)以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最高教主。此外,密宗还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突出强调了佛教在“护国”、“息灾”等方面的作用。
密宗的发展:
密宗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颇为唐朝王公贵族所信奉,故在唐朝盛极一时,但由于密宗修习三密的方法繁杂、神秘,还需导师秘密传授,因此在中国只传两代就衰落了。公元804年,日本僧人空海来华学法,拜不空的弟子惠果为师,由此密宗传入日本,成立真言宗,保持了密宗的延续和繁荣。近现代密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唐密从日本的回归以及藏密的东传。其中从日本返回的唐代密宗影响最大。由于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佛教之间的往来更是密切,几乎所有的名僧、大居士的佛学思想都有日本佛学影响的痕迹。